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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这是最低程度了。很多施工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钱不够,要自己贷款,不贷要停工啊。每个铁路局每年光贷款利息起码5个亿,40个局就将近200个亿。建铁路国家没有财政拨款,除了青藏线国家给了300亿,其他都是贷款,所以不存在乱花钱,相反它是精打细算。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修铁路国家应该出钱。政企不能分家的原因,一旦出事马上可以全力以赴扑上去,财权集中。政企一分开,企业就不听你的了,你要我调兵我不调,叫我降价我不降,将来人为造成矛盾。日本的核电站因为是个企业,要在中国早管死了。它就没管死,危害老百姓。羊城晚报:那腐败的问题?王梦恕:腐败敛财是少数有权的人,像张曙光。第一线工作的都没钱,而且这一段谁干的都有记录,分得非常清楚,一旦出问题肯定跑不了。这种情况下没人敢偷工减料,不敢。羊城晚报:公众担心,高铁这么“大跃进”,工程质量能不能保障?王梦恕:我觉得这里不存在赶工期。关键的路轮子钢轨桥梁隧道绝对没问题,是按百年大计来设计的,技术水准很高。比如轨道我们要保证2毫米的精确位置,北京到上海温差很大,钢轨那么长,怎么保证不因为热胀冷缩改变间距?不管南方北方,不管冬天夏天,完全给你定死,这技术德国日本这种国家没有,我们是国际领先的。轮轨技术解决了,整个稳定性可靠性都没问题。这次出了事(7·23事故)也不是轮轨的事,那是管理的问题。羊城晚报:动车事件后,高铁就慢下来了。王梦恕:一个是搞得太快,资金链断了,都停工了。将近春节,(工地上)矛盾将近4000多起。但我在很多会议上,就讲高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我们13.7亿人口,人均铁路长度不到一支烟那么长。孙中山当全国铁路督办时候,定的标准是17万公里,我们离这个指标还差8万公里。人口那么多,货运量那么大,尤其北煤南运,现在由于铁路线不够,南方大量县城缺电,所以必须加快铁路建设,包括高铁和重载铁路。现在高铁建设速度不算快了,越拖损失越大。羊城晚报:但我们高铁时速追求“世界最快”。王梦恕:我们的标准是最高350公里,实际上不会跑这么快的,宣传上吹牛。汽车最高时速200公里,哪有人真开这么快的?这是没有宣传好。谈履职监督政府,我经常提意见牵扯到人民利益,杀死人不管,我是很气愤的。很多企业代表搞形式说假话,这两个毛病不改,会出很大问题。羊城晚报:您做了两届政协委员,三届人大代表,马上要卸任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王梦恕:责任感,要反映老百姓的意见。一个是监督政府,我经常提意见;再一个牵扯到人民利益,杀死人不管,我是很气愤的。我写提案议案都是自己写自己签字,不想多找几个代表委员联名,好像压人家一样。老百姓感到我是很认真的,很多难题都愿意找我。羊城晚报:都是什么人找您?王梦恕:像农民工人,还有商业界的,最多还是农村的,打架死了人,没有依法处理。还有的技校承诺安排工作,结果学生毕业8年了都没安排,这些都解决了。有次单位的人给我电话,说北京动物园后面6栋家属楼的退休老职工找我,搬进家属楼一年了,暖气天然气都没装。我说我在外出差,你们给他写意见,签我名字转给北京市建委,没两个月就装起来了。后来老百姓敲锣打鼓给我送锦旗。你只要给老百姓做点事,他们忘不了你。很多企业代表把当代表作为拿利润的手段,根本不考虑百姓利益。搞形式说假话,这两个毛病不改,会出很大问题。我硬碰硬,也得罪了不少人。有别的代表说,这不是人大代表的思维。我说代表可以不当,但议案还是要写。羊城晚报:有没有遇到过报复?王梦恕:到现在还没有。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很多干部是好干部,不会的。刘志军也有优点他后来搞不正之风被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羊城晚报:您怎么看铁道部的宣传工作?王勇平离任,就没人顶上了。王梦恕:出现失误都想掩盖住,你问问题,他们没人敢说话。我帮铁路职工说话,因为他们很辛苦,付出大待遇低,肩上有杀头的责任。建铁路很艰辛啊,你们记者应该到基层体验一下,铁路是怎么运行发展的,多宣传点好的。以前刘志军对宣传压制很厉害。他没倒台的时候,我批评很多;出问题了,我不能落井下石。刘也有优点,要不是他突破那么多困难,高铁发展是很难的。第一条线路开通后,他敢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一出问题他最先倒霉,所以哪个施工单位也不敢乱来;每天最晚关灯也是他,这是值得敬佩的。后来搞不正之风被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作为记者,你们要客观看待这些。鸟巢加顶盖我坚决反对羊城晚报:您也有工程方面的议案吧?王梦恕:北京鸟巢原来要加顶盖,我说不能加。200多米的盖子,下雨了要盖上,近1万多吨的钢材在上面滑动,行不行啊?拉不动!拉掉了砸死人,下面3万人!这是力学常识。开始还不给解决。我就给温家宝总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写信。我说北京地铁出入口防爆门3米乘以4米,经常拉不动,这个更不行。最后就取消了,省了2万吨钢材,温度问题也解决了。还有北京供水问题。南水北调修的是明渠,水不干净,北京也分不了多少。我看了松花江的水,东北地形图一做,发现水可以自流到北京水库,用隧道最好。整个工程500亿,一举解决北京供水。今年我又再次提了意见,发改委很重视。卸任后专心写书羊城晚报:您卸任人大代表之后,打算怎么安排生活?王梦恕:我到年底74岁了,但闲不下来。一是带学生,二是很多重大工程出问题,让我去帮忙解决。卸任了可以更专心地写书,要写《铁路发展史》,写《中国隧道修建历史》,准备500万字,都要开始了。今后就算不是人大代表,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立场。(文/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曾颂 张演钦 薛江华 尹安学 实习生 王玲图/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林桂炎)1 2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南京大屠杀,的确是很快迎来建交四十周年的中日关系中绕不开的那根刺。对于日本而言,只有诚心承认那段历史才能获得谅解;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尽力还原那段历史才能告慰亡灵。 (资料图片)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图/CFP对于日本而言,只有诚心承认那段历史才能获得谅解;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尽力还原那段历史才能告慰亡灵。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2月20日上午在对南京市政府代表团的会见中公开怀疑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之后,南京市政府从21日凌晨开始先后发出两次声明,又在21日晚上宣布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这在向来以“中日友好”为外交准则的中国城市中可谓绝无仅有。中国外交部22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谈到关于日本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一事时表示,中方已就此事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对于南京作出暂停与名古屋市交往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按照过去数次相似事件的惯例,黑客们在第一时间攻击了名古屋市政府的网站,该市动物园的一个网站主页甚至被贴上了“必须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标语。河村隆之随后的态度则让人疑惑:他一方面说自己的言行无礼及不适当,但又强调不会撤回或修改有关言论。中日双方都在隔空喊话,虽然明知没有真正交手的机会,河村隆之说,“我想在当地举行一次公开的辩论会,我也要亲自前往”,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则在微博上表态,“我向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发出公开挑战: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旁听人数,就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进行公开辩论!”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代表团时使用的一个词大概是对的:芒刺。南京大屠杀,的确是很快迎来建交四十周年的中日关系中绕不开的那根刺。 2月22日,一些市民和外地游人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祭奠。图/CFP历史不容抹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信心针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任何公开辩论。张宪文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主编,这套书已经公开出版了72卷,超过4000万字,但是他手上掌握的原始资料一共超过5000万字,预计最终会出到80卷,“这些都是日军在南京针对平民大屠杀最直接的证据,如果说这是谎言,谁有本领能制造出五千万字的谎言?”何况这些史料不仅仅来自中国,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既有政府文件,也有民间记录,还包括日军自己的各种日记书信、外国记者当时在南京写回本国的报道、外国传教士们的观察等等。张宪文强调说,这些资料“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还有第三方,各种证据都能相互印证”。张生教授也在自己的微博上不断贴出各种原始证据,如日军在古林寺(今南京古林公园附近)屠杀中国人的尸骸照片,这张照片是当时美国在南京的传教士福斯特拍摄,现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他的新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将于今年4月出版,当中也随处可见各种原始资料。最早河村隆之是以自己父亲“在南京得到善待”作为“大屠杀不存在”的证据,但在22日的记者会中,河村隆之又说自己之所以如此表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出了新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张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近年来日本右翼组成有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大学学者也加入进去,当中比较著名的有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昭和史研究所代表中村粲等等,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方式和传统全盘否认的方式不同,而是注重于否认证据链当中的一条,“比如某个美国人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他留下了一些原始证据,但是后来发现他可能在国民党政府中有一个职位,于是右翼就说他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张生说,右翼财势雄厚,因此成果很广,出版的书籍论文对日本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大,河村隆之可能也是受其很深的影响才会有这些显得信心十足的表态。张宪文回忆,2005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刚出版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曾经责令上海领事馆副领事陪同日本军方代表来南京采访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各种专家,这个采访最后影响了日本外务省在内阁就这一问题的咨询答辩,外务省随后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声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和证据,不能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张宪文说,日方和中方虽然在受害者人数问题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日方也早就承认了当年日军对中国非战斗人员、和放下武器以及被俘虏的军人进行杀害这一原则性事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他收藏至今公众所能看到的所有音像材料和照片,其实没有一张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都是来自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或者日军自己为了炫耀战功所拍。张生也说,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甚至不是中方提出来的,而是来自1937年12月30日德国驻北平大使馆的毕达博士,他引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的报道,用这个词形容了南京的情形,并向德国驻华大使馆报告,使用的德文原文为“Nankinger Massacre”。 沉默不是金名古屋事件发生后,有一条微博流传甚广:“2005年1月23日,近700人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剧场接力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犹太人名单,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名字;而南京大屠杀“哭墙”仅铭刻10324个名字,其中3000个源自1946年的调查档案。”30万的数字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中方只能提供一万多个名字?是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们最常面对的问题。张生和张宪文都略带不满地提醒说,这种提问正是日本右翼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你拿不出名字,大屠杀就不存在。张生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工业化的屠杀方式,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中,有详细的名单和册子,所以容易恢复较多人名;但是当时在中国,户籍制度很不完全,何况南京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民间机构不可能进行什么调查,加上日军的屠杀方式“连德国人都嘲笑他们是中世纪的残暴,为了节省子弹,宁可用刺刀”,而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因为冷战的关系,中方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表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即当时侵略中国的“主要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因此既没有更多地追究政治责任,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和追溯,更多具体的人就这样淹没在了历史之中。但即使如此,这三十万的数字也并非最早来自中方,而是在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本驻美外交机构的密电之中提及,这一文件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可以作为旁证的则是,当时英国记者钱塞勒向他的英国同行田伯烈提供了一篇发往伦敦的新闻报道,报道援引了上海南市难民区负责人法国人饶神父的话,“他非常肯定中国平民遇难者300000这一数字是正确的”。张宪文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其实成立了好几个委员会来调查日军的暴行,“挨家挨户做了调查,明确了各种各样被日军杀害的方式,这些调查表符合口述历史的规范”,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只做了两年,到了1948年,内战进一步升级,调查就停止了,这些材料因此一直保存在档案馆中。1949年之后,大陆各种运动不断,一直到1982年6 凤凰福利彩票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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